么志男(北方印石雕刻)

 

中国北方印石雕刻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 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根石艺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印石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中国北方印石雕刻艺术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北方印石雕刻艺术研究会 现任副会长、秘书长 静穆书院院长
 

 

 

  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挚爱,么志男与印石文化结缘。痴迷印石文化,对印石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钻研技艺,虚心求教,向姊妹艺术汲取营养,牙雕、玉雕、竹木雕和其他艺术门类都是学习的源泉,拜中国雕塑大师,博士生导师刘焕章为师,亲耳聆听老师的教诲。
  印石文化是制造美、传播美的文化使者。2012年么志男将印石雕刻技艺成功申遗,为传播印石文化做出了贡献。创造性的组建了中国北方印石雕刻艺术专业委员会和北方印石艺术研究会。提出了:“组建一支团队,树立一杆大旗,创建一个品牌”的理念。其作品刀法娴熟,造型古拙典雅,有历史厚重感,技艺传承中有创新,善于利用石材的俏色巧雕,作品令人爱不释手。

 
 

 

 

艺 术 成 就

   
    作品被施瓦布、成思危、杨澜等收藏 作品获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展银奖 作品荣获2012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金奖

 

印石文化神游  么志男

 

  玺印是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物中的一个门类,它没有青铜器的雄奇诡异,没有陶瓷器的玲珑多姿,没有金银宝玉的雍容华贵,也没有书法绘画的飞扬神采,但是在玺印的方寸之中,却气象万千,自有一番天地。
  中国古代印章有实用印章和艺术印章两个系列。时至今日,我们在许多场合需要信用凭证时,依然还在使用印章。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类实用印章含有多方面的史料信息和艺术内涵。如历代官制、地理、印刷、文字史料以及篆刻艺术的传承,流派和表现技法等,具有补史、纠史、证史的功能。
  让我们走进小玺印中的大天地,做一次神游吧。

                          玺印文化探源
一、印章的传说
  印章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印章是在什么时候,怎样情况下产生的,几千年来谁也没有说清楚,这始终是个谜,而人们又总想解开这个谜。于是从早先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到近代具有科学精神的探讨,演义出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
  关于印章的起源问题,能见到文字记载当属汉代的《春秋运斗枢》和《春秋合诚图》中。《春秋运斗枢》中说:“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则更说得绘声绘色:“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捡,白玉绳,封两端,其章约:“天赤帝符玺”。
  上面的两种说法,把印章起源归结于神灵创造与赐予了。现在看是十分幼稚可笑和荒谬的,但在古代,由于社会和文明发展在初级阶段,对于许多问题都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解释,类似这种把艺术看成种灵创造的观点十分流行。如《山海经》中夏启乘飞龙上天盗取仙乐的故事:夏禹之子夏启,是一个神通广大半人半仙的英雄人物,他曾三次乘龙上天,到天帝那里做客,并偷偷把天乐《九辨》和九歌记下来,带到人间,后改编成《九韶》在大穆之野演奏,从此人间就有了美妙的音乐。其它关于绘画、文字、舞蹈等起源也都有类似传说。与上述汉代谈到印章起源的看法,如出一辙,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
  另一种专家说法,印章起源于殷墟甲骨的契书和青铜铸造的铭文,这些比较现实。把印甲骨文、青铜铭文刻制联系加以分析,不无道理,因为三者关系密切,从材料、制作、篆刻一直到书法艺术的表现,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没有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就没有印章。但这仅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阐明作为一种独立形式出现的印章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此外,还有诸如印章起源于“徽识图腾”、“宗教”、“生殖崇拜”和“劳动工具”等诸说,它们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那么,印章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二、古印源流
  古玺印是古人用以昭明信用的凭证。刘熙《释名》说“印者,信也。”同时,也是国家行政机构行使职权的象征与工具。
  古玺印起源于何时,历来就是专家们争论的焦点。现代文献记载玺印的起源非常早。《后汉书.祭祀志下》说:“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邕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验奸萌。”(重述《春秋运斗枢》故事)说皇帝或三王代已出现玺印,自然令人难以置信,然而透过此种神话,认为中国的玺印起源可能很早,是有一定道理的。
  玺印的出现与其它器物一样,是有技术前提的。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玺印的发明与印文陶有关,类似印的器物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陶器上的纹饰,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拍打,另一种是压印。压印的花纹,是用土烧成的陶印模或石雕的石印模(上面雕出花纹)戳打在陶器坯上显示出来的。雕花纹的印模再进一步发展,便是雕字印模,即成为后来印章的先河。这种陶,石质的印模在中国南方时有发现。如在福建长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一次就发现陶印18个。据调整查报告说:“陶印18个,都是方形扁块如小砖块状,残缺各一半。花纹有一面的,也有两面以上的,都曾经烧过。上面的花纹和陶片的纹饰相同。”类似的陶印,在云南元谋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过几件,面饰方格纹。云南宾川也出土过一件,器型不规则,面饰方格纹,与同地所出的陶器纹饰相同。另外,大溪文化的陶器纹饰的主要特点是戳印纹,器表纹饰系用圆形、半圆、新月、三角、长方、方形等工字形各种陶、石质小印深深的捺印而成。近年发现中,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永城造律台和江苏徐州高皇庙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带有鼻钮的陶印模,从其形状看,与后来的玺印形制和使用方法很相似。它与一般用于拍打陶器纹线的陶拍在形制和用法上尚有微小的不同,但这微小的不同却使它有可能直接演绎为后来具有示信功能的印章。
也有记载称玺印产生于夏周时期。尽管有《逸周书》和《后汉书》中也有此记载,但此均为后人追述前事,且事隔久远,不能作为信史,况且至今尚未发现在夏代已具有形、音、义完全意义的文字,因此,说玺印起源于夏商时期也不足以为凭。
  20世纪30年代,古董收藏家黄浚在《邺中片语》中收录了3枚传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这三枚古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对它们的认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三件铜玺形状相似,均为扁木板状、正方形印石,当为同时之物,其中一枚玺文为“亚.示”,一枚玺文为“翼子”,一枚有十字界格,中有回曲形文字,其铭文也见于商代铜器,因此,证明商代晚期已经有玺印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三枚铜玺出土地点不明,来历不清,可能是伪作,考古发掘数十年来数以千百计的商周墓葬,从未出现过玺印,即使这三枚铜件是真品,也不是什么“玺印”,可能是某种器物上的附属装饰,将它们说为商周古玺缺乏证据,若据此理论玺印起源,恐怕不当。
  从古代文献资料及考古材料两方面结合起来观察,我国古玺起源于春秋时期,到战国已普遍使用。这是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
  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一书中也有关于用玺的记载:“贷赂用玺节”,(注:玺节者,今之印章也)当时因为经济的发展,在商业往来中使用玺印作为凭证、信物。
  玺印的产生是在经济发展、政治、军事等多种作用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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